是的，我無法忘記二○○四年的最後一天，十二月三十一日。
南亞海嘯剛發生，死亡的人數每一天以萬計增加。抱著嬰屍哀慟的母親、眼光茫然的稚齡孤兒、
浮腫變形的屍體、惶惶然在屍堆中尋找親人的家屬……幾十萬人的頓時喪生，就發生在我們身邊。
這一年的除夕，雖然倒數、香檳、音樂和葡萄酒可能依舊，
但是人們在點燃的燭光裡有淚光，在慶祝的情緒理有沉靜的收斂，在碰香檳的祝福裡同時對倖存者致上關懷。
全世界都在哀悼，因為那沙灘上，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同胞在內。
深重的劫難和哀傷把地球變成一個緊密牽手、同舟共濟的小村。
除夕夜，我搭黃昏的班機從台北飛回香港。
南亞海嘯使香港人全城震動，老婆婆們都排著隊去捐款，人均捐款世界最高。
為了悼念死難者，他們取消了所有原來預定的活動。
那晚的電視鏡頭怪異極了；當全世界都在為南亞數十萬死者肅穆下來的時候，台灣卻是一片無憂的歡騰。
從高雄到台北，激昂的政治首長在炫亮的舞台上說話，興奮的年輕人在擁擠的廣場上歌唱，一片舉國歡躍。
巨大的死難，撞擊了全世界、撞擊了整個人類社區，但是台灣儼然在這「全世界」，在這整個「人類社區」以外。
我看著螢幕，看著高雄的燈火輝煌，看著台北的鼓樂沸騰，
看著總統和市長們和市民們滿足的、快樂的、幸福的表情， 聽著記者們誇張的、溢美的聲調，
心底一片冰涼。
不，我並不認為台灣人特別缺少同情心。
二十世紀的中國內戰，給中國大陸帶來五十六年的政治專制，給台灣帶來五十六年的文化鎖國。
國民黨統治時期，海岸線和港口是管制區域，飛機場是軍事重地，海外書刊大半是禁書，
到一九八一年台灣人民才被允許出國觀光，才第一次看見外國的城市，第一次接觸外國的人。
國民黨政權的穩固，和任何專制政權一樣，以培養人民對外界的的無知為基礎。
歷盡艱辛得到了民主，轉換了政權，我們的天空打開了嗎？
反對陣營的頭目們，畢竟也是在鎖國文化中長大的孩子，奪到權力之後也只有能力提出另一種型態的鎖國：
「愛台灣」意識主導一切，「台灣優先」凌駕一切，狹義的「本土化」界定一切。
人們再度站到台灣的海岸線上，背對大海，繼續面對自己的內陸思索和爭吵──
即使你知道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內陸在地球上是多麼、多麼的小。
國民黨和民進黨表面上是敵對的，但是在內視封閉的意識型態上其實又多麼近似。
然而真正使台灣人與國際嚴重脫節的，可能仍是中共對台灣的外交孤立和全面封鎖。
在這種滴水不漏的封鎖之下，除了必須「往外衝刺」的企業之外，社會的各個階層──各種基金會、社運團體、
環保團體、各級學校、教育改革團體、政府技術官僚、媒體記者、研究機構、老師、作家、藝術家等等，
都得不到一般國家，或者說，與台灣的高文化素質和高經濟水準相當的國家或社會，
應該有的多管道、多形式、多邊的國際交流經驗。
以香港為例。
二○○五年底世貿組織要來香港開會，一個這樣的會議給香港人帶來什麼？
世貿會議在這裡開，負責協調組織會議的政府官員，從首長到最底層的小公務員，
在與各國政府和代表不斷的來往溝通中，認識了國際的議題，更學到國際應對的技巧。
衝著世貿會議，全世界反全球化的組織也動員要來香港抗議，由香港的民間團體負責統合。
於是香港的民間團體從統合的運作中又學到了全球性的組織操作，而且在一瞬間就與全世界的反對組織接軌。
至於普通市民，由於新聞的炒作，那平常不關心的人對世貿議題會得到多一點認識，
平常關心的人更有機會取得第一手的訊息。
一次重大的國際會議就像一顆石頭拋進池塘裡，漣漪一圈一圈擴散，整個池子受「波及」，
而所謂「國際觀」，就是在這種不斷的漣漪「波及」中逐漸累積見識，逐漸開闊眼界，
而且深刻覺得自己是國際動脈的一份子。
幾十年沒有這樣的國際會議，幾十年沒有這樣的國際參與和對話，幾十年沒有這種國際議題的撞擊，
幾十年沒有這種國際思潮和辯論的陶冶，也就是說，幾十年被排除在國際社區的外面，
你能怪台灣人與世界不同調，你能怪台灣人缺乏國際觀嗎？
我的心情毋寧是沉痛的。
像一隻青蛙置於釜中，柴火慢慢加熱，青蛙有好長時間是感覺不到的。
從國民黨的鎖國教育，到民進黨的內視心態，從被排除於聯合國的網絡之外，
到長期受中共的國際封鎖而被逼迫到「人類社區」的圈外，
二十一世紀的台灣，就長成這樣一個社會：
政治領袖沒有國際格局，專業菁英缺少國際舞台，民間社團無法與國際合作、向國際學習，人民對國際社區徹底陌生。
於是我們看見這樣一個奇怪的台灣：從上到下敲鑼打鼓到處叫喊世界對台灣不公，但是台灣人對世界卻一片疏離。
非洲蘇丹的種族大屠殺、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飢饉、印尼森林面積的消失、原生物種的絕滅……
台灣人一般都覺得事不關己。
世界把台灣排除在外數十年，後果好像是，台灣也就慢慢轉過身去，把世界排除在外。
除夕夜的狂歡，不是台灣人冷漠，而是，在長期的隔離下，台灣人被迫逐漸失去了自己是國際社區一份子的意識了。
我認為這是中共政權對台灣人最大的迫害，最嚴重的傷害。我渴望從肺腑裡叫喊：中共，你不可以這樣做！
但是中共的封鎖是一種殘酷的政治現實，
而台灣的領導人物在籠裡看似橫衝直撞，十足地蠻勇，動機卻仍是在利用這牢籠處境爭奪權力。
長期的籠子對國民心態的窄化矮化、對文化創造力的「盆栽效應」、對國家整體發展的嚴重窒礙，
領袖們似乎完全麻木，甚至在奪權的遊戲中，更有意加劇人民心態的內向封閉。
一種中共發起、世界配合的「隔離」政策，持續加溫中，煮著鍋裡還在唱歌的青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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