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好萊塢電影中，律師更加神通廣大，有時甚至能指鹿為馬。
但在堪稱日本文化產業象征的日劇中，律師卻很少登場，偶露一兩次臉，也大多不是主角……
據日本律師協會統計，截至今年3月1日，全日本注冊律師人數19484名，
律師人數與總人口比例約為1︰6557，在美國，該比例高達1︰805。
為什麼日本的律師這麼少呢？
100人考試，兩三人過
小島先生是九州大學法學院的副教授，他黯然地指著校外一棟新樓說，
“有人正在那裡辦司法資格考試培訓班，高薪聘請職業律師給學生講授考試技巧，
很多備考的學生已不來學校上課了，那裡才是真正的‘法學院’”。
在小島說的那棟樓裡，記者見到了28歲的甲木真哉。
為准備司法資格考試，他大學畢業后一直參加各種培訓班，可連續4年都沒通過。
而在“新法學院”裡，甲木已算“年輕人”了，他的同學山上祥吾今年37歲，參加資格考試已6年了。
在日本，法官、檢察官和律師這三種法務人員被統稱為法曹。
想成為法曹，必須首先通過司法資格考試，然后在司法研修所研修一年半。
日本的司法資格考試，年通過率僅為2%─3%，堪稱“世界上最難通過的司法資格考試”之一。
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初，日本每年司法考試合格人數隻有500人左右，
90年代以來合格人數有所增加，現每年約有1000人通過。
即便是在東京、大阪的知名律師事務所中就職的律師，
也有不少人是參加了兩三次司法資格考試才得到律師資格的。
想成為律師，出身很重要。
一位名叫塚本宏明的大阪律師告訴記者，按照日本全國司法資格考試管理委員會的要求，
考生在報考時，必須詳細填寫家庭出身情況，
包括家庭背景，父母、（外）祖父母、兄弟姐妹及配偶等一長串直系、旁系親屬背景資料。
如果出身律師世家或家庭成員中有律師、法官或者檢察官，考生順利過關的把握就大很多。
九州大學法學院的一位教授說，在東京、大阪，很多律師都出身“律師家庭”，
“如果你的親戚中有人在工會任職或參加了日本共產黨，即便考到七八十歲也沒戲”。
律師“向太陽盛開”
上世紀30年代，日本從德國引入了現代律師制度，
由於仿效德國採用大陸法系，律師的作用非常有限。
二戰結束后，日本頒布施行了美國版新憲法，律師雖然被定義為自由權利的捍衛者，
但由於以最高法院為首的日本主流司法體系，對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視遠勝於對個人自由權利的關切，
律師在日本司法體系中的作用依然有限。
有意思的是，日本的律師在出庭時要佩戴一枚金質向日葵徽章，
太陽是日本國的象征，向日葵則向太陽盛開，這代表著“心向國家”是日本律師的第一要務。
在日本，聘請私人律師對普通民眾來說仍然可望而不可即。
在全日本排名第四的大阪大江橋律師事務所，國谷律師帶記者旁聽了一起關於勞工糾紛的案子，
被告是三菱株式會社，由國谷律師擔任辯護，
原告是原三菱的雇員，沒有律師而是由日本勞工協會的工作人員擔任代理。
雙方剛一過招，國谷先生立刻在辯護技巧和証據准備上顯示出巨大優勢。
他告訴記者，日本高昂的律師費確實讓普通民眾望而卻步。
以大江橋為例，即便是資歷最淺的律師，咨詢費也要每小時3萬日元。
目前全日本約1.9萬名律師的主要服務對象是企業集團及各類金融機構，
所以，說日本律師“向太陽盛開”並不過分。
政府不願律師太多
日本人重視遵守秩序和規則，民事糾紛很少發展到對簿公堂的地步。
即便想打官司，由於訴訟成本高，案件審理時間長，老百姓往往更傾向於“調解”私了。
如果是狀告一些在社會上有頭有臉的“名人”，除惡性刑事案件外，
原告一般都會受到來自檢察官的壓力，最終不得不選擇私下解決。
可以說，在日本的刑事案件中，檢察官是起關鍵作用的人，
而在民事案件中，法官是左右案件結果的主宰，律師的作用並不明顯。
日本政府自上世紀30年代起就開始控制司法資格考試的通過率。
曾經有人建議政府提高律師數量，激化市場競爭，以降低高昂的律師費，讓百姓受益。
但這一建議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，
理由是“司法資格考試選拔的是社會的‘法律精英’，其標准絕對不能降低”。
九州大學法學院的德國教授歐格認為，所謂的“精英選拔”不過是個幌子，
實際上反映出日本政府對被民眾推上被告席的恐懼。
不久前，日本政府被在華遺孤兒集體推上了被告席，要求政府為在戰爭期間遺棄他們進行賠償，
這是政府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，
“如果律師數量太多，民眾能輕易聘請進行訴訟，政府的日子就不那麼好過了”。
《環球時報2006-06-06 第04版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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